一、慧远大师的生平

　　慧远大师 (公元334-416年) 东晋高僧，雁门楼烦人(今山西省原平市大芳乡茹岳村)。俗姓贾，幼时即勤奋好学。年方十三，便随其舅父令狐氏前往许昌、洛阳一带学习儒家经典以及老庄之学。廿一岁时，本想往南方豫章(今江西南昌)随当时名儒范宣子隐居，但因战乱，道路受阻，未能成行。而当时的佛教领袖释道安，正在太行恒山(河北曲阳西北)建寺弘法，大师便慕名前往参学。当时道安法师正在讲《般若经》，大师闻已，豁然开朗，深感佛法博大精深，感叹道：“儒道九流，皆糠秕耳！”于是归依道安法师，出家为僧，专门从事于佛教教育事业，夜以继日，精进不已。登坛习讲，每使闻者心悦诚服，颇得道安法师赏识。曾不止一次在大众面前赞叹说：“使道流东国者，其在远乎！”可见当时大师的成就已非同一般。
　　公元365年，由于时事动荡，随同道安法师等，到襄阳弘传圣教。
　　晋孝武帝太元三年(公元378年)，前秦兵围襄阳，道安法师为免徒众遭受战祸，于是分遣大众往各地布教，慧远大师亦率弟子数十人南下，客居于荆州上明寺。公元381年，欲往罗浮山(今广东境内)静修弘教，路经浔阳(今江西九江)见庐山峰林闲旷秀丽，正是修行的好处所，即定居于此，建造精舍龙泉寺，领众清修，弘法济生。后来由于各地高僧名士望风而来者日益增多，龙泉寺已不敷使用。于是，在江州刺史桓伊的全力资助下，在庐山东面，重新建立寺院东林寺，作为集众行道的场所。后遂成中国佛教净土宗著名的发源地之一。
　　公元402年，大师主持东林寺道风日盛，由于大师德行感召，各方名僧雅士都不期而至。如彭城(今江苏铜山县)刘遗民，雁门周续之，豫章雷次宗，新蔡(今河南汝阳)毕颖之，南阳(今河南南阳)宗炳，张季硕等，此皆当世俊杰名士，都舍弃世间名闻利养，前来亲近大师修行办道。可见大师在当时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。大师观察此会大众真为生死而来，便对大众说：“诸君之来，能无意于净土乎？”于是与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，在庐山般若台精舍无量寿佛像前，建斋发誓：“众等齐心潜修净土法门，以期共生西方极乐世界”。并约定：“因众人根器不同，福德有别，先得往生极乐净土者，需帮助提携后进者，以达到同生无量寿佛极乐国土之目的”。又命刘遗民著《发愿文》，刻于石碑上。又有王乔之等人作《念佛三昧诗》以表达自己的志愿。大师也为之作序，序中说：“夫称三昧者何？专思寂想之谓也。思专则志一不分，想寂则气虚神朗，气虚则智恬其照，神朗则无幽不彻。斯二者，是自然之玄符，会一而致用也。……又诸三昧，其名甚众，功高易进，念佛为先。何者？穷玄极寂，尊号如来，体神合变，应不以方。故令入斯定者，昧然忘知，即所缘以成鉴，鉴明则内照交映，而万象生焉。非耳目之所暨，而闻见行焉。于是睹夫渊凝虚镜之体，则悟灵相湛一，清明自然。察夫玄音以叩心听，则尘累每消，滞情融朗。非天下之至妙，孰能与于此哉？……是以奉法诸贤，或思一揆之契。感寸阴之颓影，惧来储之未积，于是洗心法堂，整襟清向，夜分忘寝，夙兴唯勤。庶夫贞诣之功，以通三乘之志，临津济物，与九流而同往。仰援超步拔茅之兴，俯引弱进垂策其后，以此览众篇之挥翰，岂徒文咏而已哉？”此次集会前，大师曾率众于东林寺前凿池种植白莲，是以中国佛教史上称此集结为“结白莲社”，或简称“结莲社”，是为中国净土宗之始。也因之称为“莲宗”。大师自公元381年到庐山以来，历三十余年，影不出山，迹不入俗，平时经行，迎送客友均以虎溪为界。纵然是当朝帝王晋安帝相邀，也称病不出，在东林寺界内，志心于净土，用功办道，著书立说，弘传圣教，将全部身心都奉献于道场，奉献于佛教。直至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(公元416年)，大师自知宿缘已尽，安然示寂于东林寺。享年八十三岁，僧腊六十三年。浔阳太守阮侃及弟子将其安葬于庐山西岭，门下名士谢灵运为撰碑文，歌颂大师的德行及其光辉一生。


　　二、慧远大师的弘化事迹

　　大师自从道安法师受业以来，即以大法为己任，有感于江东地区经典未备，律藏残缺。居庐山后，即派遣弟子法净、法领等远越葱岭，西行求经。而且只要听说有梵僧来华，便殷勤请入山中咨教。
　　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(公元391年)，北印度礓宾沙门僧伽提婆南游到浔阳，大师即遣弟子迎其入山，请译《阿毗昙心论》四卷与《三法度论》二卷。并为此二论作序，明宗举旨，大力提倡，遂开江东地区毗昙学之先河。
　　东晋隆安五年(公元401年)，迦毗罗卫国佛陀跋陀罗及其弟子慧观等入庐山，大师亦请其译出《修行方便禅经》二卷。此部禅经按不净观、慈悲观、因缘观、数息观和界分别观等五种观想，将禅修之法作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介绍，较之早期安世高、鸠摩罗什所译传的禅法显得更为完善。
　　此外，大师对于律藏经典也颇有研习。梵僧昙摩流支入关中时，曾应大师之邀，将姚秦时弗若多罗译传未尽的说一切有部之《十诵律》补译完整，使之成为善本。以上只是举其数端而已，没有列明的还有很多。《净土圣贤录-慧远》一章中云：“所有经律，出诸庐山，几至百卷。”由于大师对于译经事业推波助澜所表现出的显著成就，梁代释僧佑在《出三藏记集-慧远传》中赞叹道：“葱外妙集，关中胜说，所以来集兹者，远之力也。”给予大师很高的评价。
　　慧远大师，自身虽归心净土，然对于其它经教，也都满怀热忱地推广弘传。东晋隆安五年(公元401年)，西域龟兹国(今新疆库车一带)高僧鸠摩罗什法师被迎请到长安，大师早闻西域罗什法师通经达教，故派使者致书问候，信中说道：“是故负荷大法者，必以无执为心；会友以仁者，使功不自己。”罗什法师亦早闻东土慧远之名，在回函中大为赞叹：“经言，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，绐哉仁者！善弘其事。夫财有五备：福、戒、博闻、辩才、深智。兼之者道隆，未具者疑滞，仁者备之矣！”此后十余年中，大师常致函请教经中大乘深义。罗什法师也都欢喜地为之解答，彼此皆以诚善之心，相互切磋学修心得。后来，大师根据与罗什法师的交流，著《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》并《罗什答》二卷。后改名为《大乘大义章》流通于世。
　　东晋安帝义熙元年(公元405年)，罗什法师在长安译出了百卷巨著《大智度论》。当时后秦国主姚兴也特意遣使送论往庐山东林请大师作序。大师认为此论卷数众多，文繁义隐，不易研习，经过深入探研后，将之加以删节，成《大智论钞》二十卷，并撰序文。另外，大师曾造《法性论》二卷，阐述泥洹常住之义理，送与罗什法师过目，罗什法师看了以后，给与高度评价，赞叹说：“边方未见大经，便暗与理合”。又有《庐山集》十卷，遗憾的是《法性论》已散失未传后世。此外大师的另一部名著是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，该论共有五篇，专门针对晋室要臣桓玄所提出的“一切沙门对皇家王者尽敬”说而撰写。桓玄极为钦佩大师的为人，所以在决议之前，先去信庐山征求大师的意见，于是大师便写下了这部名著。大师在论中，事理并举，情理结合地作了详明而又恳切的问答，提出了“袈裟非朝宋之服，钵盂非廊庙之器，尘外之容不应致敬王者”的观点，使得桓玄只好作罢。此番问答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。桓玄非常仰慕大师的德行，一次在过访浔阳时曾致书请大师归俗从政，但被大师以坚正之辞回拒了。后来，桓玄下令甄别沙门加以沙汰，命令其属下：“沙门有能伸述经诣者，畅说义理或禁行循整者，足以宣寄大化，其有违于此者，悉皆罢道。”唯因尊崇大师，“以庐山为道德所居，不在搜简之列。”
　　正因大师德高望重，所以在传播佛法的过程中，得到了东晋当时各方统治势力的支持，江州刺史虽历届不同，但都和大师结交甚好。公元392年，殷仲堪任荆州刺史时，曾上庐山拜会大师，共论《易》体。公元399年，桓玄灭殷仲堪于荆州，也曾往庐山面会大师，讨论《孝经》。公元405年，刘裕与何无忌(何镇南)等诛杀桓玄后，何无忌本人也亲临庐山慰问大师，之后又作《难袒服论》与慧远商量沙门袒服一事，何无忌以为《老》《礼》诸典中，均明“右”为“凶”“丧”之义，而沙门以右袒“寄至顺”“表吉诚”，有悖于中土之名教礼制。慧远大师作《沙门袒服论》给予解释说道：沙门之所以右袒，是从形象上方便于将沙门与俗人加以区别，并有利于沙门脱离世俗名教礼制的限制而安心出家修道。这符合佛教的礼制与教条。论中说明从外相上来说，佛家与名教儒家是有差别，但最终目的二者是一体的。所以内外礼制虽然不同，但是“内外之道可合”。这一理论将儒家名教的政治理论，佛家的济世思想，以及道家的出世学说作了相互协调，有利于当时朝野接纳佛教思想，为来源于异域的佛教，能更好地在中土大地生根发芽，茁壮发展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　　大师幼时即“博综六经”，文学基础深厚。居庐山数十年间，也常咏诗作偈以遣闲。大师的诗集《庐山东林杂诗》及《报罗什法师偈》、《万佛影铭》等文，不但文笔空灵，辞藻也很精美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。还有《妙法莲华序》、《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统经序》、《念佛三昧诗集序》和《辨心识论》等，也显露出美妙的文笔底蕴与高深的佛学修养。其中大师撰有两部专门探讨轮回报应说的论著--《明报应论》与《三报论》，论中提倡的“神不灭论”“善恶有报”等观点，具有鲜明的中土佛教特色。此外，尚有一些序、赞、论、诗、铭、记、书信等，大多收集在《出三藏记集》、《弘明集》、《广弘明集》、《大唐内典录》和《高僧传》中。
　　慧远大师门下弟子多达百余人，性情各异，学修不一，多才多艺者不乏其人。有善应讲席者如：其弟慧持，深受晋卫将军琅琊王司马冶之敬重，曾应豫章太守之邀请，讲《毗昙》《法华》二经。又曾到建康(南京)参校《中阿含经》的译文；有修戒行禅者如：法安，于新阳(今甘肃秦安县东南)建道场，弘化一方，后来入蜀，深受当地僧俗所推崇；有著书立说者如：慧观，撰有《法华宗要序》、《辩宗论》、《论顿悟渐悟义》、《十喻序赞》及诸经序等。并且善习戒律，尤精《十诵》；有通经达教，志专净业者如僧济等；有善工技艺者如：慧要，惜庐山无刻漏以报时，便于山泉池中，制作十二叶芙蓉，随顺流波自然转动，以定昼夜六时，片刻无差。据传他曾制木鸢能飞百步。此外，原是苻秦卫将军的昙邕，自师慧远以来，十余年间，长途往返于庐山与长安之间，为慧远与罗什作信使。庐山与长安两地远隔，又值多事之秋，二位高僧能够声气相通，互论经教，全赖此人之力。还有道祖、僧彻、昙顺、道汪等，皆为有修有学之士。在辅佐慧远大师弘经演教，住持佛法，或自行化他诸多方面，都展示出非凡的德能，极为生动地丰富了东晋佛教的内涵。
　　慧远大师在他自身修持及弘传“观佛”、“念佛”净土教法上有着显著成就。自身修持得力，在澄心系念中，证得念佛三昧，临终示往生相得生净土。在《净土圣贤录》慧远一章中有如是记载：“义熙十二年(公元416年)七月晦夕，于般若台之东龛，方从定起，见阿弥陀佛，身满虚空，圆光之中，有诸化佛，观音势至左右侍立。又见水流光明，分十四支，回注上下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。佛告远曰：‘我以本愿力故，来安慰汝，汝后七日，当生我国。'”之后大师对侍立两旁的弟子法净、惠宝说：“吾始居此，十一年中，三睹圣呤相，今复再见，吾生净土必矣！”果然事应其言，于八月六日端坐入寂。慧远大师以亲身经历，验证念佛可生净土之不虚，感召后世依从净土教理，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僧俗人等，不计其数，而依法修持得生极乐者亦难枚举。弥陀净土之信仰日后能够得以广泛地流行，净土一教得以日益兴盛，实出于慧远大师之功。大师一生志心弘教，德感朝野，晋安帝义熙年间，帝室下诏赐号“庐山尊者”“鸿胪大师”及“白莲社主”。嗣后，唐宣宗大中元年(公元847年)追谥号为“辩觉大师”，南唐升元三年(公元939年)谥“正觉大师”，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(公元976年)谥“圆悟大师”，宋孝宗乾道二年(公元1166年)谥“等遍正觉圆悟大师”。基于慧远大师对佛教作的巨大贡献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，得到数朝帝王追封谥号，也可谓是在情在理。
　　考诸史籍，有依净土经典修持，祈求往生净土者，是始于东晋潜青山竺法旷(公元327-402年)。而关于弥陀净土经典，如《无量寿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、《般舟三昧经》和《念佛三昧经》等，早在汉末即已译出，之后也有异译不断面世。《高僧传》卷五中说竺法旷：“每以《法华》为会三之旨，《无量寿》为净土之因，常吟咏二部，有众则讲，独处则诵。”又晋时支遁(公元314-366年)也著有《阿弥陀佛像赞》一文，说明弥陀信仰早已有之。但是西方净土的信仰成为一体系，并能为东晋当时的学问僧和朝中士大夫等上层人士信奉，则始于慧远大师于庐山集众结莲社，可以说是慧远大师掀起了修学弥陀净土法门、求生极乐世界的风潮，且直接影响着后世无数的学佛者，为净土一宗奠定了不拔之基。
　　净土宗沿至今世已历十三祖，但观其列位，并无他宗那样明显的嫡系师承，而都是后世净业学人推举而成。如此而言，慧远大师之所以被追认为净土宗初祖，的确是实至名归，堪为净土之先驱，后学之楷模，其万世景仰之德行将永远昭垂史册。
　　有诗赞曰：
　　不出庐山种白莲，修观立社集群贤。
　　圣容三睹金池上，知与弥陀大有缘。
　　又赞曰：
　　莲社开端接后人，翕然缁素总来亲。
　　十年三睹怦严相，定作金台上上身。